疫情期间，互联网平台作为最灵活且业态丰富的广告阵地，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生活支持和情感安慰，但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互联网形式多样的媒介渠道，催生了大量的违法广告。其中大多涉及网络直播、朋友圈、公众号和互联网站等多种形式。此时正值3·15前后，《现代广告》将为大家带来关于违法广告中最善于隐蔽的互联网违法广告特辑，并邀请了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宋亚辉一同参与。

文峰美发美容有限公司

当事人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发布《文峰的家人及会员朋友们：关于新型肺炎浩哥特别提醒》的宣传内容，宣传其产品 “文峰风氏养护精华液”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可抵抗外在病毒进入呼吸道以及呼吸道近处病毒的侵入等内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

安丘国明医院

当事人未经有关部门审查，利用互联网发布的“牛黄乌蛇片”药品广告中，含有“治疗银屑病特效药”“治愈率达96.2%”“总有效率达99.4%”等内容。其行为违反《广告法》第十六条、第四十六条规定。

菏泽百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当事人通过自建网站发布的建造师、消防工程师、环评工程师等培训广告中，含有“密训押题”“内部渠道”“一次通过”等内容，对教育、培训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其行为违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规定。

中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3日，松江区市场监管局对微信公众号监测时发现，在“今日秒杀”《防疫蔬菜大礼包》页面中，当事人发布“生菜性质甘凉，有清热提神、镇痛催眠、减低胆固醇、辅助治疗神经衰弱等功效”等宣传信息，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

（以上互联网违法广告信息来源于网络）

除了这些疫情期间的“新生”互联网违法广告，从以往的数据我们也能看出，互联网违法广告的涉及范围之广。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监测报告，2019年11月共搜索监测3083万条次互联网广告，获取涉嫌违法广告线索5731条次，涉及29个商品服务类别、68家媒体、983家企业主体，经复核其中2037条次广告存在涉嫌违法问题。

一般的网络广告常见违法情形可分为两类：一是内容虚假，具体包括欺诈和误导两种表现；二是虽不虚假，但违反法律法规的管制性规定，如弹出形式违反管制规定、劝诱未成年人购买、不标注“广告”标识等。

宋亚辉在接受《现代广告》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广告不同于线下广告，互联网广告具有体量大、虚拟化、技术性强、瞬时传播、广告制作和发布的各个环节不可视、广告市场参与者身份难识别等特点，由此导致违法广告的监测困难，进而导致监管困难，执法成本高昂。”

在他看来，正是因为互联网广告的虚拟化和技术壁垒，导致大量违法广告不易被消费者察觉。尤其是互联网游戏广告，由于现在的未成年人普遍用上了电脑和智能手机，各类网络游戏层出不穷。我国现行法禁止“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游戏”做广告，但实际情况与法律规定相去甚远，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游戏（比如恐怖、暴力、色诱等）并不罕见，这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不容忽视。另外还有例如影视和软件作品中植入的违法广告，以及很多APP中的信息流广告，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给消费者，若非专业人士，将难以察觉。

从例举的互联网违法广告中不难看出，网络平台中，微信公众号以及朋友圈等个人或品牌社交阵地，是互联网违法广告更容易出没的地方。如何监管以及网络平台如何作为，都是互联网广告监察需要思考的。尤其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未来的广告形式将更加多样化，这加大了监管的难度。

互联网经济的首要特征便是平台经济，作为网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广告产业也深深植根于网络平台的运作模式，平台企业对于出现在其平台上的违法广告发挥着不同程度的技术支持作用。宋亚辉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平台企业需要对所有出现在其平台上的违法广告都要承担责任。毕竟，有些时候，平台扮演的是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时候只是提供了中立的技术支持或信息传输服务。实践中必须加以区别对待，不可一刀切。

总体而言，平台企业主要是在“明知或应知”广告违法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责任。宋亚辉建议，平台企业需要在“应知”上下功夫，运用其专业技术能力和信息优势，对其平台上的违法广告进行适当的筛查，对发现的违法广告依法、依约进行处理。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的3·15晚会推迟了，我们目前还无法从官方处获悉更多关于违法广告的信息。但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件事，不应只待3月15日这一天。